我今年97岁，已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。回首过往，19岁时心中坚定的信念——“我的生命，应该为人民服务的”——始终伴随着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，我对正义的追求从小便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就读医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，我克服重重阻碍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成立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、年轻人热血与理想的世界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我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，我耐心细致地进行纠正。大家见我“挺明白”，便让我负责打拍子，于是，我便成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就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，不自觉地开始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和采风。在深山老林中，我听到乡亲们随口唱出的朴素歌声，那份真诚、动人和生命力深深触动了我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过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理应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刻地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钻研总谱，穿梭于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看排练和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得以重建，我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其核心目的，就是让大家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耗费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这并非终点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能够理解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但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设想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化健康、有活力、富有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这些年来，很多人称呼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已年过九旬，却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对我而言，这不过是认定了该做的事，便竭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了就治疗，如果注定无法避免，那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了过来。
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觉得累。一天的七个小时课程，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值得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官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专业的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要具备健全的人格。要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和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参加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十分珍惜每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